小年已过，大年临近。但无论在都市还是乡村，人们听到最多的话却是：年味儿越来越淡了。

“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”，这已经成了一种信条。奔波了一年，各种孤独、苦闷、劳累、憋屈都需要找一个时间，找一个由头，来倾诉、排遣、消除。于是临近年关，最忙碌的地方就是中国的路。城里的路、乡村的路，高速公路、羊肠小道……匆匆地走在上面的都是归心似箭的人们。

过年，是种情愫的载体

春节为什么要回家，不回家不行吗？提出这样问题的人恐怕不多。是啊，就这几天假，为什么都要挤着抢着，哭着喊着要回家？其实问中国人这个问题，就像问人为什么要吃饭一样，根本不需要答案。因为春节对中国人来说，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情愫，成为一种沉淀在基因里的信仰。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；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；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……在我们的古典文学中，落叶如果没有归根，那就成了一种浓烈的乡愁，就要血泪吟咏“葬我于高山之上兮，望我故乡。故乡不可见兮，永不能忘……”这种文化基因是几千年的历史赋予中国人的。

过年这个概念最初是怎么来的，估计已无法考证，只能从传说中寻找蛛丝马迹。传说虞舜时期已有过年风俗了。舜继天子位，带领部下人员，冬至之日祭拜天地，从此，人们就把这一天当做岁首。这可能就是农历新年的由来。

中国历朝历代春节的日期也有所不同：夏朝用孟春的元月为正月，商朝用腊月（十二月）为正月，秦始皇一统天下后规定十月为正月，汉朝初期沿用秦历。公元前104年，天文学家落下闳、邓平等人制订了《太初历》，将原来以十月为岁首改为以孟春正月为岁首，后人在此基础上逐渐完善为我们当今使用的阴历（即农历），落下闳也被称为“春节老人”。此后中国一直沿用夏历（阴历，又称农历）纪年，直到清朝末年。

辛亥革命后，孙中山为“行夏正，所以顺农时；从西历，所以便统计”，定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，改公历1月1日为岁首“新年”，称“元旦”。岁月如梭，百年一瞬，政令俨然已成新民俗。而今两相参照，元旦作为基础的公历，更多侧重国家运转与各类恢宏；春节以及其承载的传统情愫，则退归到民间与社会更私人的层面。

几千年里，过年的习俗也在发生着变迁，但永远不变的，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百般期许，对故人的思念。作为一个远在他乡的游子，回家过年，除了看望难得见面的亲朋好友外，还有个让人牵肠挂肚的原因，就是给已经亡故的亲人烧纸，清理一下先人坟茔的荒草，走一走故乡的小路，看看老房子门前的小树又长高了几许……每当此刻，才觉得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人，是一个脚踩在大地上的人，是一个心有所归的人。

冥冥之中，这仿佛是一种召唤。或者说，故乡仿佛有个磁场，不管我们离开有多久，离家有多远，我们仍然在与她产生感应。

礼仪，是种存在感

记得小时候，过年除了在门上贴大红的春联外，还要在灶上、牛槽上都贴上吉利的话。还有一些习惯，比如对联一贴上门，讨债的就不能继续上门；比如叫花子上门讨饭不能拒绝，正如谚语所说的“叫花子也有三天年”；比如大年三十晚上要“守夜”；进入腊月不能说不吉利的话；不能打骂孩子，还要给孩子压岁钱……

春节，在不知不觉中被人格化了，我们的文化习俗里，有了一种对“年”的敬畏，形成了许多的仪式与禁忌。

从这些春节“讲究”的片断中，我们可以感受到春节的灵魂，在除旧迎新、团贺喜庆的含义之外，还有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感恩，以及对先祖的追忆和缅怀。只有在与天地和谐共处的气氛中，人们从世间感受到的欢乐才更真切。温习这些关于春节的礼仪，能让我们更深刻地产生一种存在感。

在年文化中，不光有日常琐碎的细节禁忌，还有对天与地、风与雨、山川河流的敬仰……在旧时，一些政治家就利用人们对天地的敬畏，将天意与民意联结起来，“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，天意自我民意”，并通过自然灾异现象来警示帝王，权力的神圣性与责任感，就通过对天地的信仰维系在一起。过年时的种种礼俗与禁忌，实际上就是对这种文化的重申与加强。

封建时代，祭祀天地是由皇家所垄断，民间社会只能祭祀与生活有关的“小神”，让小神去天上通大神，譬如小年祭灶神，是让灶王爷吃香的喝辣的，年夜升天见天上玉皇大帝时，就会替自己家美言降福。不仅要祭神，还要驱魔，燃放鞭炮源于古代的燃烧竹筒，用以驱逐恶魔厉鬼。不少曾经的过年仪式，如今逐渐淡化了原义，在生活中被艺术化，成了传统文化的符号，留存在民族的记忆里。

在民间，过年的禁忌是“十里不同俗”，如果细究的话，都包含着一些朴素的观念在里面。比如有些地方正月禁止砍伐树木，不可捣毁鸟巢、掏取鸟蛋，不可杀害幼虫，以及未出生的或刚出生的动物，还有过年这一月不可动土、不可修建城郭。这些体现的都是传统中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意识。我们的祖先明白“天人合一”，对自然的保护其实是对人类自身的保护，也就是现在时髦说法中的“可持续发展”的保障。

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这种如信仰一般的过年礼仪，正慢慢卸载了其神圣价值，一些祭祀活动已经由一些民间表演活动所替代。我们也不再敬畏天地，民间的宗祠已越来越少，只有一些对先人的纪念活动，却不再是礼教行为，而仅仅是一份基于传统形式的纪念行为。

如果没有“年”，乡愁何所依

过年成了一种顽强的存在。当我们被一个没有明确解释的缘由驱动着去踏上归乡之路时，这就是信仰的力量。说春节就是中国人最大的信仰或许有失偏颇，但春节作为一个文化符号，所体现出的强大力量，确实和其他信仰的驱动力相比一点也不逊色。

看重过年，也就是看重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，也是对传统的传承与延续。曾经有一位国外汉学家说“中国人只要还在意过春节和家庭团聚，中国文化就仍然根基牢固”。

春节所承载的习俗，当然也不全是精华，可能还有不少属于糟粕。于是，近现代以来，为了改变曾经的积贫积弱，甚至从国家的层面推动废除近年这种风俗的努力，结果却无功而返。1928年5月7日，中华民国内政部呈国民政府，要求“实行废除旧历，普用国历”。1930年，政府重申：“移置废历新年休假日期及各种礼仪点缀娱乐等于国历新年。”甚至乡间售卖历本的小贩，亦一并捉去拘役，一时间人心惶惶。不过这种做法，一二年后即消失，人们照旧过自己的春节，当局也无可奈何。1934年，国民政府停止了强制废除阴历，要求“对于旧历年关，除公务机关，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”。

于是这个流传数千年的中国人最看重的节日就这样顽强地延续下来。有人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春节，认为人们之所以把过年看得如此重要，主要的原因是，回家过年，可以滋养对生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。在快节奏多变化的社会，人们更需要这样的感觉，来给自己一个确切的定位，并在这种感受中康复受伤的心灵。这看起来是颇有几分道理的，但又好像不全是。

我们必须承认，包饺子、贴春联、祭祖、吃年夜饭、拜年、发红包等一系列习俗，是镶嵌在中华民族潜意识中的文化元素，无论走到哪里，身居何处，这些奇妙而有魔力的元素都将我们连接在一起，永远都不可替代。

我们也必须承认，很多习俗的改变是对社会发展的适应，但不能在形式变化的同时，把习俗中的文化元素和心理需要也同时置换掉了。

传统中国人追求在天地间安身立命，如何通过春节找寻国家与民间社会的精神寄托与信仰，是在我们提出文化复兴的今天可以思考的话题。如果缺乏了人们因年节而派生出来，对天地的信仰与敬畏，对过年这种人格化的崇敬，那么我们的灵魂里还有什么呢？我们作为中国人的标志是不是因此而弱化？我们的乡愁又何所归依？

春节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传承方式和载体，蕴含着人们的智慧结晶和情感寄托，传承着国人的社会伦理观念。这种习俗，历经数千年的传承演变，早已在无意识中就镌刻在我们心灵的深处，成为深层次的心理需要。

有了对春节的这种诗意的信仰，传统文化才能被传承，我们才能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，才能懂得感恩、感激和孝顺，这样的“节日梦”也许是“中国梦”的一个重要的成分吧。

回味无穷，品位无限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