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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家过年 一种诗意的信仰

2014-01-27 10:51:21

小年已过,大年临近。但无论在都市还是乡村,人们听到最多的话却是:年味儿越来越淡了。

“有钱没钱,回家过年”,这已经成了一种信条。奔波了一年,各种孤独、苦闷、劳累、憋屈都需要找一个时间,找一个由头,来倾诉、排遣、消除。于是临近年关,最忙碌的地方就是中国的路。城里的路、乡村的路,高速公路、羊肠小道……匆匆地走在上面的都是归心似箭的人们。

过年,是种情愫的载体

春节为什么要回家,不回家不行吗?提出这样问题的人恐怕不多。是啊,就这几天假,为什么都要挤着抢着,哭着喊着要回家?其实问中国人这个问题,就像问人为什么要吃饭一样,根本不需要答案。因为春节对中国人来说,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情愫,成为一种沉淀在基因里的信仰。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;独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;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……在我们的古典文学中,落叶如果没有归根,那就成了一种浓烈的乡愁,就要血泪吟咏“葬我于高山之上兮,望我故乡。故乡不可见兮,永不能忘……”这种文化基因是几千年的历史赋予中国人的。

过年这个概念最初是怎么来的,估计已无法考证,只能从传说中寻找蛛丝马迹。传说虞舜时期已有过年风俗了。舜继天子位,带领部下人员,冬至之日祭拜天地,从此,人们就把这一天当做岁首。这可能就是农历新年的由来。

中国历朝历代春节的日期也有所不同:夏朝用孟春的元月为正月,商朝用腊月(十二月)为正月,秦始皇一统天下后规定十月为正月,汉朝初期沿用秦历。公元前104年,天文学家落下闳、邓平等人制订了《太初历》,将原来以十月为岁首改为以孟春正月为岁首,后人在此基础上逐渐完善为我们当今使用的阴历(即农历),落下闳也被称为“春节老人”。此后中国一直沿用夏历(阴历,又称农历)纪年,直到清朝末年。

辛亥革命后,孙中山为“行夏正,所以顺农时;从西历,所以便统计”,定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,改公历11日为岁首“新年”,称“元旦”。岁月如梭,百年一瞬,政令俨然已成新民俗。而今两相参照,元旦作为基础的公历,更多侧重国家运转与各类恢宏;春节以及其承载的传统情愫,则退归到民间与社会更私人的层面。

几千年里,过年的习俗也在发生着变迁,但永远不变的,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百般期许,对故人的思念。作为一个远在他乡的游子,回家过年,除了看望难得见面的亲朋好友外,还有个让人牵肠挂肚的原因,就是给已经亡故的亲人烧纸,清理一下先人坟茔的荒草,走一走故乡的小路,看看老房子门前的小树又长高了几许……每当此刻,才觉得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人,是一个脚踩在大地上的人,是一个心有所归的人。

冥冥之中,这仿佛是一种召唤。或者说,故乡仿佛有个磁场,不管我们离开有多久,离家有多远,我们仍然在与她产生感应。

礼仪,是种存在感

记得小时候,过年除了在门上贴大红的春联外,还要在灶上、牛槽上都贴上吉利的话。还有一些习惯,比如对联一贴上门,讨债的就不能继续上门;比如叫花子上门讨饭不能拒绝,正如谚语所说的“叫花子也有三天年”;比如大年三十晚上要“守夜”;进入腊月不能说不吉利的话;不能打骂孩子,还要给孩子压岁钱……

春节,在不知不觉中被人格化了,我们的文化习俗里,有了一种对“年”的敬畏,形成了许多的仪式与禁忌。

从这些春节“讲究”的片断中,我们可以感受到春节的灵魂,在除旧迎新、团贺喜庆的含义之外,还有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感恩,以及对先祖的追忆和缅怀。只有在与天地和谐共处的气氛中,人们从世间感受到的欢乐才更真切。温习这些关于春节的礼仪,能让我们更深刻地产生一种存在感。

在年文化中,不光有日常琐碎的细节禁忌,还有对天与地、风与雨、山川河流的敬仰……在旧时,一些政治家就利用人们对天地的敬畏,将天意与民意联结起来,“天视自我民视,天听自我民听,天意自我民意”,并通过自然灾异现象来警示帝王,权力的神圣性与责任感,就通过对天地的信仰维系在一起。过年时的种种礼俗与禁忌,实际上就是对这种文化的重申与加强。

封建时代,祭祀天地是由皇家所垄断,民间社会只能祭祀与生活有关的“小神”,让小神去天上通大神,譬如小年祭灶神,是让灶王爷吃香的喝辣的,年夜升天见天上玉皇大帝时,就会替自己家美言降福。不仅要祭神,还要驱魔,燃放鞭炮源于古代的燃烧竹筒,用以驱逐恶魔厉鬼。不少曾经的过年仪式,如今逐渐淡化了原义,在生活中被艺术化,成了传统文化的符号,留存在民族的记忆里。

在民间,过年的禁忌是“十里不同俗”,如果细究的话,都包含着一些朴素的观念在里面。比如有些地方正月禁止砍伐树木,不可捣毁鸟巢、掏取鸟蛋,不可杀害幼虫,以及未出生的或刚出生的动物,还有过年这一月不可动土、不可修建城郭。这些体现的都是传统中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意识。我们的祖先明白“天人合一”,对自然的保护其实是对人类自身的保护,也就是现在时髦说法中的“可持续发展”的保障。

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,这种如信仰一般的过年礼仪,正慢慢卸载了其神圣价值,一些祭祀活动已经由一些民间表演活动所替代。我们也不再敬畏天地,民间的宗祠已越来越少,只有一些对先人的纪念活动,却不再是礼教行为,而仅仅是一份基于传统形式的纪念行为。

如果没有“年”,乡愁何所依

过年成了一种顽强的存在。当我们被一个没有明确解释的缘由驱动着去踏上归乡之路时,这就是信仰的力量。说春节就是中国人最大的信仰或许有失偏颇,但春节作为一个文化符号,所体现出的强大力量,确实和其他信仰的驱动力相比一点也不逊色。

看重过年,也就是看重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,也是对传统的传承与延续。曾经有一位国外汉学家说“中国人只要还在意过春节和家庭团聚,中国文化就仍然根基牢固”。

春节所承载的习俗,当然也不全是精华,可能还有不少属于糟粕。于是,近现代以来,为了改变曾经的积贫积弱,甚至从国家的层面推动废除近年这种风俗的努力,结果却无功而返。192857日,中华民国内政部呈国民政府,要求“实行废除旧历,普用国历”。1930年,政府重申:“移置废历新年休假日期及各种礼仪点缀娱乐等于国历新年。”甚至乡间售卖历本的小贩,亦一并捉去拘役,一时间人心惶惶。不过这种做法,一二年后即消失,人们照旧过自己的春节,当局也无可奈何。1934年,国民政府停止了强制废除阴历,要求“对于旧历年关,除公务机关,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”。

于是这个流传数千年的中国人最看重的节日就这样顽强地延续下来。有人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春节,认为人们之所以把过年看得如此重要,主要的原因是,回家过年,可以滋养对生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。在快节奏多变化的社会,人们更需要这样的感觉,来给自己一个确切的定位,并在这种感受中康复受伤的心灵。这看起来是颇有几分道理的,但又好像不全是。

我们必须承认,包饺子、贴春联、祭祖、吃年夜饭、拜年、发红包等一系列习俗,是镶嵌在中华民族潜意识中的文化元素,无论走到哪里,身居何处,这些奇妙而有魔力的元素都将我们连接在一起,永远都不可替代。

我们也必须承认,很多习俗的改变是对社会发展的适应,但不能在形式变化的同时,把习俗中的文化元素和心理需要也同时置换掉了。

传统中国人追求在天地间安身立命,如何通过春节找寻国家与民间社会的精神寄托与信仰,是在我们提出文化复兴的今天可以思考的话题。如果缺乏了人们因年节而派生出来,对天地的信仰与敬畏,对过年这种人格化的崇敬,那么我们的灵魂里还有什么呢?我们作为中国人的标志是不是因此而弱化?我们的乡愁又何所归依?

春节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传承方式和载体,蕴含着人们的智慧结晶和情感寄托,传承着国人的社会伦理观念。这种习俗,历经数千年的传承演变,早已在无意识中就镌刻在我们心灵的深处,成为深层次的心理需要。

有了对春节的这种诗意的信仰,传统文化才能被传承,我们才能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,才能懂得感恩、感激和孝顺,这样的“节日梦”也许是“中国梦”的一个重要的成分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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